一、调查研究的历史背景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五风”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共召开了五次汇报会，听取省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整风整社问题的汇报。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就是通过这几次汇报会逐渐形成的。
在毛泽东看来，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在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举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实事求是”的典故，要求全党一定要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的很少了。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随后，党中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举行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和面临的困难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计，批准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国民经济要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这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全面调整阶段。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来京参加会议的华北、东北、西北3个地区的大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人，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
1961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带领五个调查组，到怀柔、顺义两县农村开展对人民公社体制、食堂、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问题的调查。
二、到怀柔调查研究基本情况
1961年5月5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市委常委李琪等一起到梭草大队调查研究。在听取驻村调查组组长郝忠仕汇报后，要求和社队干部直接座谈。工作队的同志找来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德臣、大队长张尚、管生产的副大队长焦友恒、支部委员李春荣。邓小平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在座谈到粮食生产指标时，邓小平说：“粮食生产指标要定得合适，不要过高。要让社员经过努力有产可超，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社员都满意。”在谈到吃食堂问题时，村干部只是说，吃食堂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好，只是来了亲戚不好办之类的话，不敢说真实想法。邓小平明确指出：“吃食堂和社会主义两码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愿吃食堂的要把口粮分到各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有些事情可能在理论上讲的通，而在实践上行不通。这种情况要以实践为准。”
当时，梭草村有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设一个食堂。座谈后，邓小平同志在工作队和大队干部的陪同下视察了第一、四生产队的食堂。在参观一队食堂时，邓小平看见做饭的炊事员在用罗筛一种白色的颗粒，就问这是什么东西。炊事员说是碾碎的棒子核，筛出面，掺在棒子面里做窝头吃。小平同志表情严肃，对农民吃食堂的情况很忧虑。从食堂出来后，对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再次强调吃不吃食堂都是社会主义，要组织社员讨论，要自觉自愿，不能强迫。不愿吃食堂的可以把口粮分回去，在家自己做饭吃。从食堂出来，又来到村西麦田。这时的小麦正值拔节时期，邓小平同志看到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下午六点多，小平同志离开了梭草村。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1961年4月至5月间，曾经先后四次到怀柔，深入农村社队，开展调查研究。
4月13日和4月24日，彭真同志先后两次来怀柔到一渡河村调查研究。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宗悦的家里，听取了先期来到一渡河村的市委调查组负责同志的汇报。汇报完后和党支部书记刘宗悦等几位大队、小队干部座谈。彭真同志详细询问了集体生产、社员生活、吃食堂等方面的问题，并就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养猪、果品生产、农村大牲畜养殖管理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同时肯定了一渡河大队以工定产、以产计工的做法。察看了村食堂、粮食加工厂、集体养猪场等。
4月20日，彭真同志再次来怀柔，他在听完市、县调查组的汇报后，决定再找一个有代表性的浅山区村进行深入调查了解。于是第二天下午，彭真同志去了西三村。他首先到村食堂察看了社员的伙食，并亲手拿起饭勺搅动大锅里的饭，询问社员对吃食堂的意见。为了更详细了解情况，彭真同志到大队支部书记贺福元家吃派饭，吃的是玉米渣豆粥。彭真同志详细询问了集体生产、社员生活以及贺福元自家收入情况。彭真同志问贺福元，核算单位大点好还是小点好？贺福元说：“如果把西三村大队分为三个小生产队，搞包产，粮食产量就能从现在的9.5万斤提高到12.5万斤。”彭真说：“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人民的积极性有更重要的作用，社队规模大了不适应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在听完贺福元对食堂的介绍后，彭真说：“办食堂要群众自愿，现在群众吃饭要排长队，还说有优越性，这不是实事求是。”
4月28日，彭真同志第四次来怀柔，到梭草村调查了解情况。梭草村当时是余粮队，1960年包产40万斤，1961年包产46万斤，县里按增产数收购余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彭真同志说；“包产不要鞭打快牛，不能水涨船高。包产指标要合理，要让生产队有产可超，让社员多产多吃。”第二天，彭真同志又召开了有一渡河、西三村、西茶坞、马家坟、长园等大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当大家谈到当前的核算单位太大，不利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时，彭真同志说；“今后你们认为怎样能调动起社员生产积极性，能搞好生产，多打粮食，增加收入，就怎么干，核算单位搞得那么大，吃食堂搞一刀切，一平二调大平均，社员出工记分，多干不多吃，有积极性才怪呢。光说社会主义怎么好，得有物质做基础，农民进城连一个烧饼果子都买不到，你说社会主义好，谁信你那一套？”最后，彭真同志对县委、公社等所有在场干部强调说：“社队规模要下决心划小，否则平调就解决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现在农业还是靠手工，规模太大怎么成？坚决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调动起群众积极性，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1961年5月10日，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调查结果。5月13日，毛泽东将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他们在怀柔农村的调查结果，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调查研究对怀柔农村工作的影响
邓小平、彭真同志深入怀柔农村调查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怀柔的各级干部。不仅他们那种实事求是、体察民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给当时的农村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们所作的重要指示，及时地指导了怀柔的农村工作。
根据邓小平、彭真同志在怀柔调查研究时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中共北京市怀柔县委及时果断地纠正了在人民公社体制、无偿平调、吃食堂等方面的错误做法。中共北京市怀柔县委1961年5月23日专门就解决社队和社员间平均主义，贯彻若干政策问题，近期农村工作等向市委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调整了社队规模。将全县4个人民公社，31个生产大队，180个生产队化小为21个人民公社，245个大队，776个生产队。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改变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取消30%的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对困难户实行补助的办法。全县740个食堂有671个停伙，余下69个不久也陆续解散。实现了社员口粮分配到户。实行了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活跃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等等。可以说，邓小平、彭真同志到怀柔农村调查研究，使怀柔各级领导干部第一时间了解了中央、市委领导的指示精神，及时纠正“一大二公三平调、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做法，使怀柔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平稳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注：本文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中共怀柔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出版《怀柔建设史》、《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怀柔区历史大事记》、《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县）委文件汇编（1961—1963）》、怀柔政协《怀柔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邓小平梭草之行》、《怀柔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回忆彭真同志在怀柔搞社会调查》、《怀柔百村史话》第一集《梭草村》及有关调查材料编写。
责任编辑：王晓燕 孔扬